政治生态包括什么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
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自上而下、上下互动，从自身做起，带好头，不论是修养、作风、为人等各个方面，力争能够做到让人信服。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讲人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但讲什么情、怎么讲情？人情的表达都要合法合规合纪，情不可越法、情不可越规、情不可越纪、情不可越德。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正确对待群众，不仅是个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场、政治本色问题。优秀的干部都是心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而“问题干部”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群众观念淡薄、脱离群众则往往是其通病。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做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一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
有了好的政治生态，就能促进科学发展，领导班子会更加富有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工作也会呈现新气象，大家都会把思想、心思、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全面从严新政治生态六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关于政治品质
政治品质是政党政治的根本问题。作政治主体的政党，在立党之初必须廓清自己的政治品质，即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原点和起点，因此关系到所有政治元素的生成和发展。比如，为什么要“从严治党”，严的标准、依据和逻辑是什么？规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评价尺度是什么？诸如此类，都取决于政治品质。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不忘初心”，其关注的就是政治品质问题，为的是让每一名共产党员弄清党“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因为党内一批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出现政治迷失，认识不清人民是谁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结果出现权力滥用，以致于走向偏离人民的道路。所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党的政治品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作出科学界定和阐述，并且经过国际共运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有了足够的丰富和发展，只要党不蜕变，认识自己的政治品质不是难题。但也需要看到，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很多问题甚至发生本质性变革，比如，“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是阶级渐变为阶层，政治学概念转化为社会学概念，如果忽视这些变化，“人民”就可能概念化和抽象化，甚至被异化。以前，党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扩大自己的阶级。当下有必要继续对这个问题作政治属性上的推进，以利于政治品质的维护。这其中有一个要害问题：政治属性的人民与社会属性的公民，其间能不能找到联系点。
关于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奠基于政治品质，落脚于根本目标或终极追求。因此，不同政治品质的政党必定形成各自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坚持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异于世界大多数政党之根本所在，也是这个党获得精神动力特别是原动力之所在。
人类社会最富特色的两大精神世界，各为自己的精神之原点，一个是宗教信仰，另一个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二者不兼容，选择了政治信仰就不可能再依靠宗教信仰，选择了宗教信仰也就不应当再把政治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存在差异，而对宗教的态度有所不同，越南共产党就允许党员有信仰宗教。至于苏共脱离军队，苏联红军的衣钵继承者俄军迅速恢复宗教信仰，更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密切。
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更带有根本性，但换个维度看问题，它们之间也存在相通或相一致的地方。信奉者在极度艰难或物质生活高度丰富后，都追寻或借助信仰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不管是政治信仰还是宗教信仰，都是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追求的是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很可能堕入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信仰问题。他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还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尤其在对《准则》和《条例》作说明时指出，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
换言之，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根除腐败，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找不到物质利益之外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归宿，贪腐就是必然选择，反腐也就堕入“割韭菜”。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道路上，只能通过强化集团内成员的政治信仰来获得精神支撑，而不可能在坚持政治信仰的同时，寻求宗教信仰的支撑。
关于政治逻辑
政治逻辑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作出符合思维规律的认识。政治逻辑把政治品质、政治信仰及其相关政治要素联系起来，形成逻辑关系，以保证合规范并有效运行。自然界是联系的，因此生成规律并具有运动特征。政治系统更应当具备内在关联，由此保证一个政治集团或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
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其中存在一个重要政治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这一判断合乎政治逻辑。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其权力构成与运行模式，并且与文化传统、人文基础、政治逻辑紧密相关。比如，美国的联邦制、政党轮替与“三权分立”，这些制度设计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碎片化，但在行政权上，总统就是元首，他可以不通过民主程序选拔内阁成员，这合乎其政治逻辑：既然选民将其推到国家元首的位置，那么在其负责的领域就是领导核心。再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给人以永远正确的感觉，或者说他们拥有终极权威，这种永远正确的权威性来自哪里？用一位大法官的话说：“我们不是因为正确才权威，而是因为权威才正确。”这就是西方的政治逻辑，奠基于美国深厚的人文基础。
关于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实际上就是围绕政治行为作出的伦理道德规范，且根据成文或不成文规范进行伦理和道德评价，通过评价表明何为道德和怎样有道德。文艺复兴时期马基亚维利曾经将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了区分，但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研究政治活动中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学科产生，因此有了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尺度和标准取决于政治品质和政治信仰，什么样的政党有什么样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政治修养和政治行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思想观点，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政治伦理思想。比如，为了解决“打铁还须自身硬”，出台了“八条规定”，并且这些规定的着重点是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最高层，有了最高层的率先垂范，“看齐意识”就产生逻辑力量和伦理道德的力量。进一步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深认识。
既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政治伦理原则，就必须在道德提倡的基础上化为评价党及其成员的具体尺度。依照政治逻辑分析，所有政党都是为本国人民打工，并且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仆人，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但不是所有政党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曾经做到，也会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改变。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蜕变？很重要的是遵循政治伦理原则。
既然“不走西方政党轮替的道路”是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就必须确立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执政能力要求。最先进的政党必须有“洁癖”。既然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先进政党，那么就需要有超越西方政党的纯洁度，而这个纯洁度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纯洁，还包括行政上和品德上的纯洁。就党内成员来讲，必须“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护党”。必须忠诚于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不是这样，就违背了政治伦理，属于道德缺失。
这样的要求并不为过，任何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都必须遵循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任何社会和社会中的组织要保证和谐有序，也必须制订伦理道德规范，同时，因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不尽相同。西方是由个体而国家，我们是由国家而个体，西方的伦理道德规范起源于宗教，我们的伦理道德规范奠基于小农经济，经由孔孟的思想融合而成。“三纲五常”今天来看存在腐朽的东西，但却是维系封建统治上千年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集团，要保证坚强有力，政治规矩这样的刚性约束不可少，但政治伦理这样的柔性约束同样不可或缺。所谓“刚柔相济，阴阳互补”。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是由先进分子带领的政治集团，最高领导层就应当拥有更坚定的信仰信念。所以，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就必须拥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引领能力。所以，中央连续出台约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最高层的规章制度，由此树立起道义的标杆，进而要求党内成员树立“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其中同样包含着政治伦理规范。
关于政治规矩
政治规矩就是政治领域或党的系统内应当遵循的规章制度，成文的是有准则条例等，不成文的则是通识、常识。政治规矩奠基于政治品质和政治信仰，受政治逻辑和政治伦理的影响。政治规矩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概念，也是其治国理政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习近平同志主政以来，强力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有了这样的治国理念，也就有了政治规矩，这是十分合逻辑的事情。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围绕这一命题加以阐述。“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为了便于遵循，他对政治规矩的内涵或外延作了廓清：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一种制度规范、纪律要求、规矩约束具备了科学性，至少表现在，当需要追究的时候，让每一个责任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不能因为执行的是领导的命令，就不负有责任，领导有领导的责任，执行者有执行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约束机制，同时也向党内民主迈出一大步。以往为什么一到追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实体责任者，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不完善，规矩弹性化。
政治规矩主要规范的是领导干部行为，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包括10个坚决，8个不允许，6个不准，基本上开列了政治规矩的主要方面。
可以肯定，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的坚守理念和相应的措施，必将让那些对“从严治党”持怀疑态度或观望态度者，由此更新认知。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口号，更非权益之计，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只能长期坚持，不能有丝毫松懈。当人们的认知发生改变，会逐步化作习惯，形成自觉，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普遍拥有这样的认识及其行为，党便进入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新通道。
关于政治修养
政治修养是指政治集团中的人或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人对政治与政治活动的理解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内化。政治修养与人文修养、人生修养有相通之处，同时有很大区别。相通于修养提升路径和方式，区别在于修养内容，人文修养是通过优秀人文传统或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完善自己。人生修养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标准，通过人生实践或人生体验感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政治修养则是遵循政治集团的规则和要求，或者说要按照集团的政治品质、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去修为。
政治修养不是纯粹的“形而上”，而是与政治行为紧密联系，并且修养水平与高度反映在政治行为中。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先进政党，要求其成员特别是高层次成员具有中央一再强调的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怎样才能拥有政治定力？这需要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决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必须依靠坚定的政治信仰信念作基础，如果没有对主义的崇尚，心中就不会有根基，面对各种价值观的冲击，必然会出现摇摆。至于责任担当，应与此相一致。当然，如果拥有了政治伦理的辅助，承载力一定会更强，因为有了政治伦理意识，就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就是选择了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就必须有所牺牲，也就是敢于担当。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党的建设理论不断丰富发展，比如，中央越来越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一定意义上已经将其纳入到政治建设的辅助要素。这是合乎逻辑甚至合乎政治逻辑的。人存在人性、社会性、政治性，要有强烈的政治性或党性修养，必须以人性作基础。同时，真正有政治修养或有真正的政治修养的人，也应当有社会性和人性。
关于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是指政治集团或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活动。换个角度讲，所有政治集团的成员都存在三大属性和属性基础上的行为，人性是自然属性，其行为必然有“食，色，性也”。
人性的东西经过社会塑造或社会规范，行为便发生变化。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所阐释的，底层的潜意识部分，人类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逐渐成为集体潜意识。这种集体潜意识不同于后天习得的个体潜意识，它是通过先天遗传的，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东西。“由于人类遗传下来的原型不需要借助经验的帮助即可使个人的行动在类似的情境下与他的祖先的行动相似”，所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已经包含了理性的成分。
政治行为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政治集团，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品质、政治信仰，同时有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伦理，所有这些都对集团内的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又因为政治集团较其他社会组织有更强的组织力或强制力，因而每个成员都必须依据集团意志决定行止。
要实现政治自觉，以至于达到荣格所讲的无意识，很重要的是不断提升和强化集团内成员的信仰信念，一旦政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努力上升为信仰信念，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这一点由革命战争年代先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可以看出。比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有一次向父亲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做了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表现出来的是跟着红军队伍走，但内含的本质却是跟着信仰信念走。所以，只有坚定的信仰信念才能启发政治自觉，才有党和人民所要求或期盼的政治行为。
关于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本身就是讲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上述政治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是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重要标志，因为政治生态建设带有系统性、基础性和根本性。
认定政治生态具有系统性，在于任何社会的、政治的、自然的生态形成和变化，都是各种相关要素共同构成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生态建设是系统建设、机制建设的缘由。讲其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在于其与体制制度相类似，“制度不好，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制度好，坏人也会被改造”，个案或阶段性问题的解决，效力是有限度的，只有形成良好生态，正向塑造才能形成。
环境改造人，这原本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历史与现实，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皆证明这方面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在不同程度影响周围环境的同时，更多地是接受环境的改造。由此，掌握执政权力的执政党，不管是“治”党还是“治”人，都必须从优化环境入手，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从问题入手分析，结果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贪腐之所以如此严重，与政治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恶化有关。政治生态的变化有其客观必然性。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大批成员为了人民的利益，背叛自己的阶级，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由此而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与生态有很大关系，那时权力是不能直接兑换成利益的，因为战争的环境决定了你不能保护既得利益。进入执政阶段，条件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党的建设没有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结果是一段时间出现了信仰信念缺失，组织纪律松懈，意志力焕散，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进而形成了不良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塑造现象。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为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反腐为突破口，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全力净化政治环境，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就在于抓根本。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保证开创国家事业新局面。今天，我们党内已经实现了政治生态的好转，只要我们进一步推进“讲政治”，也就是从理论到实践上不断发展前进，政治生态一定会不断得到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