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黄油烙饼》赏析（最终版）-飞外

其二，是这篇小说的非情节化和散文化倾向。

小说的散文化追求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也冲击着传统的小说观念。但散文化小说的实践对情感氛围的营造和语言的艺术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发现汪曾祺的这篇小说虽然没有集中完整的故事情节，主要内容只是像行云流水一样娓娓道来。但全文各部分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情感关联。小说前后两部分各有情感力度的平缓与波澜以及叙事基调上的张弛。如同一首乐曲一样在节奏上错落有致而又完整统一。第一部分从文章开始到描写全村人吃公共食堂之间，总体上保持一种平淡舒缓的叙述语调，但作者紧接着写村里人到公共食堂吃饭后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和萧胜奶奶的死，语气也变得冷峻悲凉起来;第二部分也是如此。在写到“三级干部会”之间也是平缓的，但在这以后，如同乐曲的高潮部分一样显得慷慨激昂起来。最后在一句“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言简意赅而又含蓄深沉的话语中戛然而止，但仍然语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两部分之间的张弛程度又呈现一种对称的特征，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对称理论。

其三，是这篇小说采用的儿童视角。

在叙事上，这篇小说始终通过萧胜那一双童稚的眼睛展示着时代的沧桑变化。这样一副儿童的视角，应该说是体现着作家独特的艺术匠心的。一方面儿童的好奇和不谙世事增加了作品的含蓄美，另一方面儿童的天真诚实又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请看下面的一段对话：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他们开会。”

“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

“他们是干部。”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

“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这段父与子的对话是多么饶有趣味而又让人心酸。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位说出了真话的小孩子一样，萧胜的天真好奇映衬着大人的胆怯和虚伪，也表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征。

但是这篇作品的叙事人称仍然是第三人称，它和单纯的第一人称，即儿童直抒胸臆的叙事语气显然不同。这意味着作家或者那位叙述者只是客观冷静地观察着、展示着萧胜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展示着萧胜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展示着他眼前的世界，但叙述者并没有完全与萧胜融为一体。他要比萧胜本人的叙述冷峻深沉得多，对社会的揭示与表现也深刻得多。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汪曾祺《花园》

—————灵动的生命美

汪曾祺的《花园》主要描写了童年时代记忆里家中那片花园里的各式各样的景物以及自己在这片花园里度过的儿时珍贵、难忘的快乐。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这片花园承载了作者多少童年的欢乐。在那里，曾经贪婪品尝过巴根草的酸涩味道；捉过大垂柳上的天牛，看它在手中挣扎反抗；捕过蜻蜓、蟋蟀、蝉、土蜂、螳螂；在清脆的鸟叫声中睡去醒来，为心爱鸟儿的死伤心哭泣；掐各式各样的花，闻芳香四溢；逗弄含羞草......或许花园正感受着作者童年时代的喜怒哀乐，为他的开心而开心，为他的难过而难过，这又何尝而知呢！

在这篇散文里，作者描写了很多花园里的事物，有草有花，有虫有鸟，有树有藤，还有作者和它们之间发生的快乐的或者遗憾的回忆。作者所选取花园里的描写对象是些人们熟悉的和与自然关系十分密切的事物，不是威严的山峰，没有壮丽的的河流，更不是庄严肃穆的沙漠，作者没有着眼于大的山水事迹，而是抓住了平常生活中普通、常见、可爱的对象并将它们诉诸笔上，把它们活泼、生动、可爱、自由的一面以一种清新自然的姿态展示在人们面前。例如关于含羞草、荷花、龙爪槐、壁虎、蜘蛛、金鱼等的描写，作家笔下的生物好像就真实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散发出淡泊轻灵、悠远空明的自然美。作者渲染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展示给我们的不只是动植物世界的奇妙，我们也从这种简朴的生活经历中嗅到一种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大自然的缤纷多彩混杂着生活的朴实辛劳，对作者的人生观、生活理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洒脱的，这种思想感情一直是人们所追求和渴望达到的。作者没有很强的功利性，写作只是感情使然，想要表达某种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生命的体验。散文大多描写与自然相关的事物景色，用极其简单、流畅、朴实的语言展示生物世界灵动的生命美，与此相对应，他传达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对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些不仅使得他的散文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也使得我们对他的生活态度倍感敬重。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文中的蟋蟀、蜻蜓、土鸟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这也正是作者欣赏向往的生活愉悦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我爬上堆近屋顶的芦柴上，听水从高处流下来，响极了，訇——，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来越黑了，雨点在我头上乱跳。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东西在发光！哦，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又生了一群小猫了。原来它每次生养都在这里。我看它们攒着吃奶......”先写老槐树的倒塌，一种惋惜、遗憾伤心油然生来，但接着并没有继续抒发伤感之情意，而是笔锋一转写到家中的老猫生下了小猫，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不息与活力，释放出作者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同时也启示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但是不能自言放弃，要永远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相信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这是一篇值得人细细体味的文章。从儿时的天真烂漫到文章最后的“我已经像个大人了”，花园作为一个实体，陪伴了作者整整一个童年，完成稚童到成年的蜕变；作为一种情感的见证，花园中千姿百态的花虫鸟树，是作者对纷繁多变现实生活世界的独特生命体验。

论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伦理悲剧

摘要：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他的小说取材于民间，主要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他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愿望，反映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借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人生的悲凉，展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字：汪曾祺小说 小人物 伦理悲剧

引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都是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的，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汪曾祺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描写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伦理悲剧，来批判那些反人性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的伦理道德秩序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的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也追求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爱情能给人类的最大的精神慰藉。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爱情对于他们总是缺失的，慢慢地脱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最后只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

一、悲剧形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因为家贫而被迫卖身，忍受着大德生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傻儿子大呆鹅的蹂躏，但自己钟情的却是王老板的小儿子，没想到她的爱意却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欲望也破灭了。她没有固守中国社会一向讲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思维模式，大胆地追求爱情，向阴暗死寂的生活表示质疑和抗议。但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中，辜家女儿岂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在这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苦苦挣扎，到最后却被现实打击得粉碎，留下更为悲惨的生活。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脑海中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刺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为过度的操劳家室导致一直怀不上孩子，却认为自己对不起婆家，意思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家门前木然地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加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小人物近乎乱伦性质的悲剧。这类小人物的形象更为尖锐、更为深刻，更具人性的深度，从而也更具悲剧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一种畸形的性爱表现出来，其中包含的不再是作者的悲悯和同情，更是质疑和批判。《钓鱼巷》中少爷和嫂子、女佣之间的性关系；《窥浴》中女老师和男学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违背道德、不正当的，作者写出来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最具深度的是《小娘娘》，讲述了一个性与道德的主题，展示了灵与肉的冲突。明知道姑侄通奸是乱伦，是作孽，是一条不归路，但是耐不住举目无亲，世事冷漠带来的巨大寂寞、空虚与荒凉，姑侄俩为了得到片刻的温暖与慰藉铤而走险，最终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沉沦。

二、悲剧成因

1、作者的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19岁后，汪曾祺开始踏入了残酷的社会。他19岁离开家乡去昆明考大学，开始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西南联大虽然受到名师的谆谆教诲，学到丰富的知识，但物质上的贫困和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使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不是诗意与美好的交织，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大学毕业后，他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认识，体味出人生的寂寞和悲凉。1946年秋，他离开昆明去了上海，找工作遇到了很多挫折，碰了几个钉子之后依然没有着落，这导致他的情绪很坏，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些感同身受的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憧憬生活诗意的间隙，滋生出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忧患意识，对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深刻起来。1958年，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下层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和人生的无奈痛苦。因此汪曾祺在小说中淡淡的叙述，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深刻的悲哀之感表明了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汪曾祺在小说中，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基点，把真挚的目光投向生活的的各个阴暗角落，开掘人性的虚伪、丑陋与鄙陋，使作品流溢出冷峻的色彩。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心灵，汪曾祺以清醒的头脑关注人性，把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从中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审视和反思。

2、社会背景

造成这些小人物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在一部部走向灭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在汪曾祺描写小人物伦理的悲剧上，他更多的是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向往。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这些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但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向更深层探索，可以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结语：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但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让读者感到最可悲，最无奈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 ［3］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 ［4］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07（3）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 ［8］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1998(5). ［9］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3）.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 人物关系

纠错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他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 内容整理 微信红包头条

中文名 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 、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求学经历 ▪ 解放前夕 ▪ 解放时期 ▪ 晚年岁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学特点 ▪ 散文写作 ▪ 小说写作 4 家世成员 5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锅炉板www.xiexiebang.com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4]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4]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5]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8]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9]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资料来源：[10-11]

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12]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16mn无缝管www.xiexiebang.com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4] 家世成员 祖父 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5]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6]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与他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作品集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5]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6]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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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汪曾祺《受戒》通过江南水乡佛门弟子世俗化的故事，描写了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表现了人性的解放，表达了对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也含蓄地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