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
余怀《板板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
旧院，“人称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
随着需求扩大，这行业也在变化，慢慢开始出现有无才无艺而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饥渴而已，别无蕴藉，连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恶的。如所皆知，当年同治皇帝私游其间，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样子。
明末的秦淮香艳，不是这样。“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其实，当时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单论美色与豪奢，此处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时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公认为姿色，在南京人脉极广的阮大铖，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历史上，揭帖事件有两个突出的意义：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舆论的成功，整个过程，复社学子手无寸铁，亦未以靠山为后台，仅仗秃笔击走阮大铖。二、表面看来，只是赶跑阮大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应该从这儿写起。
诸般迹象显示，崇祯年间的南京城，是帝制中国一座非典型城市。此时南京，从传统角度说简直是令人陌生的城市。体制和官僚系统似乎失位，阮大铖广交政界，却无人替他出头，那些毛头学子，不但占领思想文化制高点、引领舆论，也在社会现实层面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它某些侧影，完全不像仅有“民氓”与“有司”的标准古代城市，两者之间似乎出现了第三者，一种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与特点的新兴力量，而我们在近现代革命时期的城市，倒时常看见这样的自由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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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明末南京上述独特氛围作表征的，与接踵不断的盛大集会、街谈巷议的政治热情、集体围观的大字报之类的景观同时，还有秦淮河上岸边容光焕发、纵情荡冶的情侣。将十七世纪初南京上下打量一番，我们最鲜明的印象，集中在两个字眼。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是“爱情”。不妨说，革命与爱情相结合，是那段时间南京的基本风貌。这真是罕见的情形，整个帝制时代，我不知道还有第二座城市曾有过这种状态。
清代同治间诗人秦际唐读《板桥杂记》写道：
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他将从书中得来的印象，归结于“家家夫婿是东林”。虽诗家极言之语，未必真到“家家”地步，但秦淮名姬与“东林”订情，确一时风行，要不然《桃花扇》亦无托名士名姬抒兴亡之叹的灵感。举如李媚姐与余怀、葛嫩与孙临、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马娇与杨龙友（杨以同乡关系，甲乙间与马士英近，而累其名声，其实崇祯时他本与东林、复社过从甚密）、李香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等等。
革命与爱情结合，是近代喜欢的文艺题材，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题材，如外国的《牛虻》、中国的《青春之歌》。过去爱情题材，则不出爱情本身，一直到《牡丹亭》、《红楼梦》，实际都没越过《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可悟不成匹”的层面，虽亦足动人，但在现代人看来，终究是缺少一些宽广的东西。
可这一贯的爱情模式，到《桃花扇》却一下子打破了。我们从孔尚任笔下所见，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爱情。中国爱情文学真正破了古典藩篱而有近代意味，就得从《桃花扇》算起，大家如果把它跟古典文学任何有关爱情的诗歌、小说、戏剧做对比，可以一眼看出这作品处在前所未有的格局中。为什么能够这样？就应了艺术源于生活那句老生常谈，《桃花扇》的跳出旧窠臼，并非孔尚任拍拍脑门悟出来的结果，完全来自崇、弘间秦淮两岸现实本身。这部剧作，几乎是非虚构作品，孔尚任是在几十种史著和亲自走访基础上，依照史实写成，剧中主题、情节、人物，都是生活本身所奉献。所以，《桃花扇》之奇，首先在于现实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爱情，哺育了这部作品。
事实上，只要对秦淮香艳有深入了解，都必在其男欢女爱中看到一些更具重量和力度的东西。所以，继《桃花扇》后，从同样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登高望远，煌煌其言：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之思想”而赠一妓一士，很应该被深思和回味，可惜不少人于此书徒然作为学问来膜拜，老先生的满腔激情、萦郁索结都看不见了。
李香与侯方域引出《桃花扇》，柳如是与钱谦益引出《柳如是别传》。两作都力能扛鼎，思其缘由，作者的功力及贡献之外，我们亦讶于那个时代蕴藏之富、气象之奇，短短十几年，却有那么多瑰意奇行、可风可传的人与事。以我所知，像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的故事，精彩丰饶都不逊色，可惜还没有大手笔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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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当朽腐没落时，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亦有所表现。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它与左派思潮、黑人民权运动、蓝调摇滚、大麻、反战同生共随。我们对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也觉得可以如是观，而非区区“反礼教”之类陈词滥调可明了者。
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飘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冒辟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冒辟疆于桃叶渡大会即席赋诗放歌，头四句说：
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
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饮、今日浪饮、飘流、无主、天地宽，这难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吗？
他们热爱和享受南京的氛围，在秦淮安营扎寨，少数有钱可以住得阔绰，多数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样住小阁楼、亭子间，却体会着自由、无羁、思想充实、四方“同人”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读此，觉得这些明代书生的生存情状没有任何方巾气，倒与很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轩轾。
对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极好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个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际的南京，娇娃丽姬才超越买欢卖笑角色，而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欧洲名媛一样，她们的居处，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龙。
这样的场所，明显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是对“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打破、破除，这里所论所谈，必非冠带之说、茧疥之思，而无忌无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带，也是个性地带，“狭邪之游，君子所戒”，青楼非书斋，君子可留书斋不必来此，来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骂、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不再是魏晋风度，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这里的个性解放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认同……
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湎爱情。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中见过。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曾有过。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发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风”，白山黑水的寒流，将此一扫而空。又可惜时湮代远，中间隔了三四百年之后，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目之为花间月下。
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也无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
东京梦华之录，即《东京梦华录》。此书乃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余怀效之，以《板桥杂记》为锦绣南京——尤其是崇、弘间我所称的那段“革命和爱情”——奠祭。书中叹道，鼎革后，“间亦过之，蒿藜满眼”。尤侗为该书题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
余怀《后跋》说：
余甲申以前，诗文尽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亦如前尘昔梦，不复记忆。但抽毫点注，我心写兮。亦泗水潜夫记《武林旧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乌足以知之！
他写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这颗心永远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国的一段不幸夭折的历史，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触摸不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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