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沉银”之谜是如何被探出的?_飞外网

“张献忠沉银”之谜是如何被探出的?

发布时间:2021-07-31 06:32 作者:张御丰 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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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沉银”之谜是如何被探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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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眉山市有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口沉银遗址”,这是眉山市政府于2001年确认的,那么此处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张献忠是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于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据传当年张献忠的财富超过了崇祯皇帝。

多年来,关于“张献忠沉银”一直以传说的形式流传于民间。

最早在清乾隆年间,一个当地的渔夫在江边发现了作战用的道具,当时的四川总督派人去江中打捞出白银数千万两以及大量的珠宝玉器。

到了1939年,一名川军将领偶然得到一幅藏宝图,于是组织几百人去江中打捞,但只找到一些铜钱。

2005年,当地在江边的一次施工中发现了大量银锭。

2016年,当地警方破获了一系列文物倒卖大案。

经过数月的考古挖掘,张献忠运宝船沉没处被确定,绵延几公里,沉船数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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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盗掘

江口沉银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记载很多,曾经去打捞、去探挖的也非常多,从清初到解放以前仅仅官方就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打捞,民间自行去盗挖者不计其数。但是由于不知道具体的沉银地点,大多收获寥寥。四川地区曾流行有一首民谚:石牛对石鼓,白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据传即是记载的张献忠沉银地点。不过民国时候有人在成都挖出了石牛和石鼓,也没找到沉银究竟在哪儿。

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收藏兴起,市场对文物的需求量很大,打张献忠沉银主意的人也越来越多。大概在10年到12年的样子,市场上散出不少张献忠大西政权所铸造的西王赏功金银铜币,那种带晚明或大西政权刻铭的五十两大银锭也时有所见。当时收藏界对这批东西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认为这批东西都是高仿的伪品,一种则认为这批东西都是新出土的,经当地古玩商之手流向全国。大概到14年、15年的样子,这类东西在市场上越见越多,一般的从业者与收藏家都认可了这批东西,也大概知道了这批东西的来历,当时就有行内的朋友煞有介事地给我讲,北京和成都一批钱币收藏家勾结起来,花大价钱雇了专业潜水员装扮成渔民,白天在岷江上装作捕鱼,晚上就带着专业设备下水干活,说得活灵活现的。当时觉得是在吹牛逼,后来案发了以后,对照官方给出的信息,确实八九不离十。

至于题主所问,沉银的地点是怎么发现的,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沉在水中的遗物并不是数百年来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随着各种外力因素部分遗物会被自然搬运到沉没点附近的区域,随着江边基建、水利工程施工被挖出,或是被当地百姓捞出。这些出水遗物较为集中的区域,就有可能是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主要地点。这些信息其实已经受到了当地文管部门的重视,10年的时候江口沉银遗址已经被确立为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这仅仅是确立了这处遗址为文保单位,也没准备发掘,这就给了盗掘者以可趁之机。这一地区长期出土零散的大西政权遗物,肯定是引起了文物商人和收藏家的注意的。长期在当地收购文物的贩子对这些信息的掌握远远要高出文管部门,对哪里文物出得多摸得非常清楚。08年到10年国内的文物市场正属于行市上升膨胀的阶段,市场对文物的需求量非常大,再加上小地方的监管很不到位,这就引发了大规模的对遗址的盗挖盗掘。刚开始这些人还蛮小心的,挖出来的东西一点一点往外卖,后来逐渐就肆无忌惮了,出水的文物先卖到成都,再通过成都的文物商人卖到全国各地。比如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金印、金册等重要文物,卖到成都卖了一千多万,后来又专卖给甘肃的老板(卖到甘肃是听知道内情的朋友讲的,新闻上的说法是最终卖给了山西的收藏家)。这样一来逐渐就引起了文博界的关注,继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最后侦破了这个案件。当时成都文殊坊和草堂的古玩市场查封了几家店铺,应该都与这个案子有关。

既然遗址已经被盗掘并且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自然就轮到考古部门来抢救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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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天启末年,由于木匠皇帝朱由校的昏庸无能,导致官宦专权乱政,引起了朝廷中无休无止的党争。上行下效,各级地方机构也是混乱无度,官吏们贪腐横行,加剧了与百姓的矛盾。

陕西境内灾荒不断,明廷国库空虚,只能拨付少量的赈济款和赈济粮,而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后,真正用于救助灾民的已经所剩无几。农民在饥寒交迫下只能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明朝统治。

1628年,也就是崇祯元年,王嘉胤、(瓜皮是什么意思?四川人说瓜皮可能有以下三种意义:一是此人是傻子,神经有问题;二是此人不聪明,反应比较迟钝;三是此人是其最喜爱的人,瓜皮是对他的爱称。)王自用、吴延贵等人率先起义,攻陷当地府衙后开仓放粮,正式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之后,宜川的王左挂、安塞的高迎祥、延川的王和尚等人也纷纷响应,很快将薪薪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陕西全境都遍布了农民起义军。

接下来,本文的主人公张献忠即将登场亮相了。

张献忠(1606年9月——1647年1月),字秉吾,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定边人。他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代表人物,与“闯王”李自成齐名,一度建立了自己的大西政权并登基称帝。

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了十八寨的农民发动起义,组成了一支义军队伍。由于自幼读书识字,颇具军事才能,他的队伍很快得到了壮大。

张献忠开始率军转战于陕西、河南、山西、安徽、四川等地,队伍也由数千人发展到了数万人。 期间,他成为了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支起义军之一,越来越有影响力。

作为朝廷的三边总督,杨鹤全权负责平定这些农民起义。他认为,对于这些饥民不能一味剿杀,而应该以“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在一边进行围剿的同时,更要进行招抚,形象总结为“元气说”。据《明史》记载:

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

杨鹤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认可,明军开始“剿抚并用”,逐步将各支农民军都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盟主高迎祥决定分兵出击,而张献忠的队伍负责向东挺进。接连突破固始、霍丘等州县后,他包围了明朝的中都凤阳。

不到一天时间,张献忠就全歼了凤阳的两万官军,还将府库的所有粮食都分发给了当地的百姓。之后,他不仅拆毁了太祖朱元璋出家的龙兴之地皇觉寺,还掘开了老朱家的祖坟泄愤。

消息传至北京,崇祯帝当即昏厥,从此开始身穿丧服理政,不仅下旨罢免了兵部尚书,还将逃出来的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都通通处死,加强了对张献忠的围剿力度。即便如此,他依然攻克了庐州、安庆、滁州等地。

后来,张献忠又重新攻入了陕西,由商洛一直打回关中与高迎祥会合,彻底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几省消灭农民军的奢望。此后,洪承畴取代杨鹤成为新的官军统帅,农民军遭受重创后转而又折回了河南。

在高迎祥遇伏被俘并凌迟处死后,李自成所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而张献忠所部则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到了崇祯十年,随着李自成的连续兵败,张献忠的队伍也屡屡受挫,他只好接受了明廷的“招抚”,伺机能够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发动起义,将驻地官军打得丢盔弃甲。很快,崇祯派遣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前往前线督师,节制所有官军共同对付张献忠。

1643年,张献忠先后攻克蕲州、汉阳和武昌等地,正式创建了大西政权并定都武昌,公开与明朝政权分庭抗争。不过,在杨嗣昌的铁壁合围下,张献忠只得转而向西突入四川。

1644年底,清军已经入关,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而亡。而张献忠则以成都作为西京,在明蜀王府登基称帝,自称为大西皇帝。就这样,大西政权成为继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弘光帝的南明政权,以及顺治帝的大清政权后的第四个政权。

1646年,清军在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陈兵于汉中阳平关,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对峙。眼见形势危急,张献忠将多年搜刮的巨额宝藏都集中了起来,秘密倾入长江的某段江底,寄希望于来日再起时以作军资。

不过,张献忠再也没有能够复起,他被清军击溃后被俘身亡。而关于他沉江的巨额宝藏,也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据《明史》记载:

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

从此以后,四川开始流传一首民谣:

石龙对石鼓,金银万万五。

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据说,谁能解开这个民谣的秘密,谁就能找到张献忠宝藏的沉江点。满清朝廷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批宝藏的搜寻,只是没有太大的收获。据《清文宗实录》记载:

咸丰三年,四川官员上奏,当地百姓在岷江河捡拾到大量黑色银锭,有案可核。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政府在沿江修建水渠时,意外发掘出了早已隐没的石龙,它正遥望着岷江河。不过,在那段不正常的历史时期,这次发掘出的石龙很快就被捣毁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附近经常会有农民从河滩上捡拾到刻有“大西”的黑色银锭。随着消息的逐渐传开,经常有人下岷江河寻找宝藏,终于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先后追回了许多的文物。除了金锭、银锭以外,还有一枚刻有“虎钮永昌大元帅”的金印,而这个金印的主人就是张献忠。

201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队就张献忠沉宝进行挖掘工作。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先后出土了四万多件文物,多以金银器物为主。经故宫博物院李季和明史学会毛佩琦等十几名权威专家的共同签定,确认这些出土文物就是张献忠当年沉江的宝藏。@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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