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22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明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本质上，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行为的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和识大体，封建王朝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存在许多缺陷。余大猷和戚继光都是十分优秀的将领，二人在领兵作战方面都颇有谋略，他们也都知道战场上先进的兵器十分重要，只是二人最后的官职地位差别很多，是因为什么呢？那便是二人期望采取的改进措施了，可以说，余大猷没有像戚继光那样对于形势有着透彻的分析，他不明白在封建王朝落后的制度下，想要说服国家改变农业的基础地位，从小农经济的体制下走出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别提用新的技术改变松散的社会体制了。

而相比之下，戚继光就十分明智，他知道一己之力搬动旧制度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在现有制度下尽全力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做完善，或许这样才更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吧。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同时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

甚至直到今天这一道德准则仍随着生命的延续而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从好的一面讲，这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灵魂所在，能让其他企图欺辱我们国家的人感到钦佩。从坏的一面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习惯了在微博微信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妄下断言，出言伤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当今社会道德绑架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因《战狼2》票房大卖有人叫嚣让吴京捐一个亿、公交车上因年轻人没有让座而对年轻人拳打脚踢的大爷大妈等等。我个人认为所有未经思虑与深究的谴责行为都是道德绑架，换位思考与了解事实后再表达也不迟。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希望现如今的人们莫被道德绑架，也莫绑架他人。《明朝那些事儿》中说：“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选自掌阅电子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磨铁数盟出版授权掌阅，句子在）

《万历十五年》历史小说由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的黄仁宇先生所著，是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感受的作品。今读之，犹如前人所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万历十五年》记录了公元1587年前后历史事件的枝端小节，敏感而准确的定义，全书看似以六个人物的视角展开，以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大如抗倭，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各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为历史的重点。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万历十五年》从表面上看是写人物事件，实则讲的是成熟的文官集团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影响，上至万历皇帝、首辅，下至武将、思想家，都不能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主宰者，统治者。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德为说辞，作为工具，操纵国家，形成了一个以道德实现统治目的国家。而国家缺乏真正意义的法律，大明帝国只不过是个空壳而已。文官集团具有阴阳二面性。“阴”是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嚢，以此谋取个人益，“阳”是官员多少怀有忠信仁义理念，能够在关键时刻舍身取义，也就是官员的大义与私心形成的阳与阴的二个方面。

大明王朝走向没落，并非没有人才，并非他们不努力。宋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并非一开始就是昏君。“万历中兴”、“万历三大征”，都是万历年间的大事件。并且万历居帝位48年，是大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从公元1572年即帝位，一度勤政上进，支持张居正改革，具有千古明君潜质。中后期受制于文官集团才选择了消极逃避，疏于政务，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由立储事件可以看出皇帝宽容柔弱的性格，在面对文官系统牵制时竟无还手之力。被后人称为“千古一相”的大学士张居正，自担内阁首辅以来，以铁手腕建章立制，大胆进行改革，压制文官“阴”的释放，短期内取得了震慑效果。他的具体做法是: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用贤能，对蒙采取安抚睦邻政策；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统一役法--摊丁入亩；田租征银，官收官解；治理黄河，效果显著。由改革发展，太仓积粮可用10年，国库钱财400多万。国家空前一片繁荣。这就是“万历中兴”。张居正几乎以一人之力挽大明于既倒，成功为朱家王朝续命数十年。但权谋只是改革强国的工具，张居正终因树敌太多，死后受到了天子和文官集团的清算。大明王朝失去了复兴的唯一可能性。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奉行折衷主义，左右逢源，调和阴阳矛盾，以超级和事佬姿态做事，这种老好人，并未能改变文官的阴阳性，只是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南京都察院御使海瑞可谓大美的人格，最美的逆行。他倡议恢复开国重典之制，改革田赋制度，实行井田制。限制豪绅地主兼并土地，并致力还田于民。试图来挽救腐败的大明帝国，刚直迂腐，不畏权贵，连前首辅徐阶也不放过。贪贵污吏们纷纷改漆黑大门以掩盖朱门之豪奢。海瑞罢官抗逆在民间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称为反腐英雄。被百姓称颂的“海青天”死后银两不过十两，薄田不过四十亩，与当朝二品大员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见其清廉之至。

明朝后期重文轻武，戚继光是帝国最后的荣光。他不仅是军事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军事家。一个真正肩扛国家之命运，毅然决然奋力前行的人。他发明火器，改进作战装备，在福建东南沿海抗倭，训练明长城守军，戚家军战功卓著，声名天下，令敌人闻风丧胆。有力的捍卫了国家尊严。晚明还出现了一位思想启蒙运动开创者，他就是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在文学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主张创作“绝假还真”，反对历史保守主义，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倡导“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他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由此可发现，大明帝国不缺人才，是儒教误国，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罪魁祸首。重道德轻法制，重礼仪轻细节，重人事轻制度，不能为国家选拔人才，系统无法革新和修复，不能发现消极，及时更正，不能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国家走向衰亡的结局。可见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有效的立法司法体系，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史实，读完后令人掩卷深思。在僵化腐朽的管僚制度下，文官系统口口声声的道德下，道德只适用于能够自我约束的群体，所谓的封建道德体制下，被主宰者悲哀的命运，对每个人都适用。打破道德的桎梏，重视礼仪，选拔人才，选贤任能，并用健全的法制规范整个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能不断革故鼎新，才能形良性循环发展。当年万历皇帝心怀虔城步行二十里到天坛祈雨，不也令上下人心激昂，万民归心吗？通过考试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在好的体制下，多年寒窗苦读选出的才子，无不感念皇恩浩荡，为国尽忠效力。有了人才，上下一心，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又怎会有后金在东北虎视耽耽，迅速崛起呢？

我们读到书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看来似乎是万历年间某一年份的史实，其实是浓缩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西汉文学家贾谊说:“鄙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阅史可以知今，发现当前社会现象其蝴蝶效应的源头。减少工作决策失误，少走弯路，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飞外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飞外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这些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中提到了历史的惯性。在我看来，万历年间的各种事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从明朝建立起到万历年间，它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以四书中的道德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日子。换句话说，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的思想绑架了明朝。及至万历年间，明朝的发zhan方向已经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变的了，万历皇帝的“罢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闹矛盾，消极怠工长达三十年。而帝国统治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居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当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样，不顾名声为所欲为，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时代的潮流是难以改变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跟随着它，发挥自己的力量。有志向有抱负的人，理应飞外如何与时代相处。但凡联系一下过往的历史，我们可得知，唯有符合大势所趋、站在时代风口上的人与事，才可成事、做人。